牛背上的家

那些艰难的年岁里,耕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而牛是耕种必不可少的要素,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牛背托起了我们一家七口人的生计,我们和老家所有人一样是牛背上的家庭。现在的我们,再去回想那段时光,恍若历史的时光,很难想像那些所谓的计划生育工作队牵牛赶马的“壮举”,也很难想像得到贫穷与饥饿对于一个家庭的威胁会有多大。就像那时的我们,根本无法相信爷爷口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样子一样。

 昨日一场雨,下得酣畅淋漓,久旱的大理终于得到一些渴求的甘露。雨不算大,但持续的较长的时间,雨后天空如洗,远山含黛,气温便也跟着急剧下降,甚至有些冷的感觉了,大街上的人们已穿上的长衣。大理,这样的天气算不上太冷,也算不上太过奇怪,大理曾有过六月飞雪的事情,如此天气也便不足为奇了。

老家有人来电话,内心忙是欢喜和感动。父母去世后,和老家的联系便日渐稀疏了,不是不想念故山故水,只是彼此之间的沟通始终有些隔阂。少小离家,家乡的许多人都已记得不太清楚,许多曾经熟识的老人已不知何时在这岁月的轮转里离世,而那些年轻的孩子则在我离家之后出生成长。许多人都是,我不认识他,他亦不知道我。父母还在世的时候,他们是我和老家的纽带,连接着我与老家那些山水的脉络。自父母辞世后,这纽带便断了,和老家的交流中隐约有一些隔阂再也消除不去。电话打过去,不知道和对方聊些什么,本来想问一句老人安好,却怕老人也已离世。而对方亦是局促不安的,想安慰一自己一句,却怕因为提起伤心之事反让自己坠入伤心。因为彼此之间的顾虑,谈话自然不会太多,大多数时候都是寥寥几句并结束了。

不过,接到老家来的电话,听到乡音,始终还是开心的。毕竟,老家是生我养我的地方,那是根,那血脉的关系是永远割不断的。

我着急着问对方有没有下雨了?上次表妹回老家,告诉我老家因为干旱的原因,很多庄稼受灾,种下去的玉米种子不发芽,人们只能不停的重新种植,可是谁也不知道这种子到底能不能长出新芽,能不能成为青禾。然而,又不能不种,若是错过了这个季节,那便真的是颗粒无收了。庄稼人靠天吃饭,只能讲耕耘,不能求收获。

对方回答说下了点雨,土质松软了一些,这两天就着这个机会正在“教牛”。

“教牛”这种说法是家乡的土话,大抵便是驯牛的意思,这种说法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听到了,因为平日也接触不到这些信息,我甚至都快要忘了“教牛”这一说。

对于庄稼人来说,牛就是自己的命,全家人的命。要生存就要种地,要种地就要有牛,我小时候是没有像“气死牛”之类的耕种机具的,再说了这类小机具在那些宽不足五尺的山地里根本不适用。中有牛,才是庄稼人的好伙伴。于是,牛也成了那个年代里全家最在的财产。

在我记忆里,家里曾经养过好几头牛,这些牛在不同的时间里先后撑起了我全家人的生活。我记忆里最初的一头牛是一头硕壮的公牛,是一头正当壮年的黄牛,长得膘肥体壮,十里八乡无人不晓。那头牛在我家的日子始终只存在于我记忆模糊的时光里,在我约莫四五岁的时候,它便不在了。不是死亡,而是离开了我家,不再是我家的财产了。在那个年岁,农村里最害怕的人是计划生育的工作队,那些人靠着上面的政策横行乡里,对人是想抓便抓,对物是想拿就拿,现在想来,那些人和抗日战争时期的进乡的扫荡的鬼子实在没有多大区别。昨天看到一本书写了中国和苏联在战后对待日本和德国的态度迥然不同,而此得出了“中国人对外容忍,对内残忍”的结论,想来的确如此。

我记忆里的第一头牛就这样被工作队抢走了,我一直不知道那头牛最后的价值,它到底是抵了多少钱,还是主那么白白被国家没收了,那是全村最好的牛,全家最大的财产,就这么没了。关于这件事,父亲没有提过,而到我想起应该问这个事情时,他们已经离世了。因为那后面的几年甚至于十几年,我们全家仍在勒紧腰带的偿还我妹妹的计划生育罚款,一共1200元钱。没有任何办法,如果不牵走牛,那些人是要抓人的,被抓去的人是要做牢的。父亲最终没有被抓走,只有那头在我记忆里模糊的黄牛被抓走了。

从那以后,我家有接近两年的时间没有牛,没有牛就失去了生存的根基。那段时间里,每到农忙季节父亲都要低声下气的去求邻里亲戚借牛来耕,而别人家过的也是紧巴巴的日子,没有多余的牛,要借牛得要别人家耕完地以后才行,而那个时候,时令已经晚了。于是,那段日子,父母要承担起很多平时由牛来完成的耕地任务,真是日日辛苦不得歇,而年幼的我们也跟着父母往地里劳作,力所能及的减轻父母的劳作负担。

两年后,父亲去几十里外的亲戚家赊了一头牛回来,是一头年经不大的水牛,一方面是为了解决种地的生计问题,另一方面是为父亲开设小瓦厂的需要。父亲去亲戚家牵牛回来的日子里,我在家里准备了很多很多的草料,都是路边伏地而生的野草,虽说是很多,不过终只有几斤而已,那是我一根一根用手从地里拔出来的。牛是牵回来了,一头乌黑的水牛,却对我给它准备的草料嗤之以鼻。父亲告诉我,牛不吃路边匍匐在地的草,用土话来说便是“牛不吃脏草”。水牛的性格极其温顺,动作迟缓,放牛的时候人可以坐在其背上,那时候上学还没有学到“牧童遥指杏花村”的诗句。等长大之后读到这句诗时,我窃以为那时的我便是一个小牧童了,唯一缺的是那只短笛。

父亲的瓦厂需要制作一些泥巴,用人工搅拌出来的黏度不够,就需要水牛的帮忙了。父亲在厂里挖了一个方圆约莫十几个平方的小坑,将去掉石子的土堆在其中,再将水放入其中搅拌均匀,泡上两天的时间,便将水牛牵到坑里踩泥巴。水牛身躯庞大,行动迟缓,又温顺,用来造生产瓦的泥再好不过了。父亲在前面牵着牛缓缓的走,水牛便跟着父亲的脚步慢慢前进,偶尔发出一两声““哞哞”的沉闷叫声。我提着竹制的小畚箕跟在水牛身后,警惕的盯着水牛的尾巴。等水牛尾巴上翘的时候便是它要开始排泄的时候了,我赶紧把畚箕接在它肛门下,接住它排泄出来的牛屎,不让其污染了泥巴。水牛的身躯大,食量也大,排泄物也多,接到后面时它还没拉完而我已经接不住了,于是连牛粪和畚箕一齐掉落在坑内,父亲只能边喝骂边停下来清理牛粪。

那些日子,父亲烧了好几窑的瓦,所用的泥巴全是这头黑水牛一脚一脚踩出来的,农忙的时候父亲用它耕地,闲下来的时候父亲用它制泥烧瓦,补贴家用。水牛除了偶尔发出几声”哞哞“的声音外,别无任何怨言,也从未有过任何反抗。现在想来,这真是一头极好的牛,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撑起了我们一家七口的生存之计。

后来,因为买瓦的人太少,父亲的瓦厂停厂了。水牛食量太大,行动又太过缓慢,在山地放牧时很不方便,父亲决定将其换成一头更适合家用的黄牛。这一次换来的是一头八九岁母牛,还带着一只小牛犊。父亲的想法是养头母牛,既可以满足生产耕种需要,又可以生小牛卖出,而我们也确实这么做了。这头牛在我家的日子是最长的,用父亲的话来说”这牛很争气“,每年一头小牛犊。我慢慢的长大,我大部分时间的劳动内容便是照顾好这头牛的生活,假期里放它出去山上吃草,雨的日子要外出地里割草喂它,偶尔还要去山上修一些软和的树叶来给它垫牛圈。

随着母牛一起来到我家的小牛犊是一头公牛,公牛在农村里是很不适用的,脾气暴躁又好勇斗狠,难以驾驭,一般情况下整村只需要一头公牛作为种牛,其它公牛都要被阉割。阉割后的公牛失了公牛本身的火爆脾气,个头却比公牛还要大,耕地的气力又比母牛大得多,很是实用。小牛犊长到接近一岁的时候,父亲便将它阉割了,阉割的手术是在我家牛圈里进行的,而”主刀“的大夫便是我父亲。父亲在年轻的时候曾经在外面漂泊过一段时间,在县城周边做车夫赶马车。我不知道那段父亲做车夫的日子是怎么度过的,只知道那段时间里它学会了很多手艺,四乡五邻的牛、猪、鸡要阉割时都是找父亲去“手术”的,村里没有兽医,能给牲畜动这些手术的似乎就只有父亲一人。村里人需要理发的也是来找父亲,父亲又成了村里唯一的理发师。爷爷去世后,父亲继承了爷爷的衣钵,成了半个风水先生,当地人办红白喜事都要请父亲择日子,看风水选地。而所有的这些,都是免费的。

父亲一直坚信“善有善报”,在他临走前对我说“我这一生做了许多善事,老天却如此对我?”那时候,我抱着即将离世的父亲无言以对。

小牛的阉割手术非常简单,没有药,没有刀,全靠父亲自己制作和经验蒿草加。用蒿草和青竹叶洗了洗就算是消毒加麻药了,将剃头用的剃刀用沸水煮后便用来开刀,父亲靠经验完成了阉割的手术,将那些该取的器官取掉,用家用的针线将小牛的伤口缝补起来,再用蒿草和青竹叶洗洗伤口,手术就算结束了。开始的两天,小牛的精神很差很差,很不能走动,两眼无光,也不吃草,一副病恹恹的样子。我整天陪在小牛身边,我甚至怀疑它会死掉,父亲却说过两天就好。果然,两天过后,小牛开始渐渐吃青草了,眼神也变得清澈了起来,又过了几日后,小牛的行动已与其它牛无异了。再后来,小牛的伤口痊愈后,父亲便对这头小牛开始了驯服的过程,也便是“教牛”,而这个过程,我又参与了,关于这个细节将在下一篇文章《驯牛记》里细述,此处不再赘述。这头牛在我们全家的精心呵护下茁壮成长,身躯越来越大,成了邻里几家人的领头牛,其它人家的牛根本不敢撼动它在牛群里的权威,这也让天天和小伙伴一起放牛的我倍赶有面子。爷爷还煞有介事地给它起了一个“智高”的名字,而它也顺利地担当起了家里的耕地重任。因为是父亲自己一手驯服的牛,了解它的习性,人与牛之间也有了自己的默契,耕作起来得心应手。

再后来,家里的母牛曾经换过一头,而这头耕牛一直留在家里,成了家里耕地的顶梁柱。于是,那后面大多数的日子,家里的情况都是三头牛:一头耕牛,一头母牛和一只小牛犊。上初中以后,回家的日子少了,在家帮忙照料牛的日子也便少了,爷爷年事已高,对放牛之事也越来越吃力,而正是用钱之时,父母忙于小生意的生计问题,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养太多的牛。于是,父亲将母牛和牛犊拉到市场上卖了,家里只留了唯一的一头耕牛。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而牛的数量又减少,这头耕牛所得到的营养越来越好,长得便也越来越壮,远远看去像一堵墙,牛毛油光可鉴。不幸的是在我上高二的那年,爷爷拉着它去山上放牧时它从悬崖上跌落,摔死了。这对于当时的家庭来说实在是一笔非常大的损失,那时候八九千元钱对于农村来说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那时候,我正要准备上大学,而妹妹正要准备上高中,家里的经济开支正是最要紧的时候。对于农村人来说,牛又不可或缺,因为种地全要靠牛。但是再买一头膘肥体壮的耕牛显然已经不现实了,后来父亲又买了一头母牛。上大学后,回家里的日子已越来越少,甚至连暑假都没有回家,于是我对后来的这头牛的情况了解的也越来越少,大多数时候只是春节回家时能看到圈里那头黄色的母牛,身边还有一只不大的牛犊。

再后来,大学毕业,工作。父母年事渐高,家中的条件也随着工作而逐渐改善,耕种渐渐成了家里的边缘产业,牛的价值也便随之逐渐降低。再后来,父亲把母牛和牛犊一起卖给了隔壁村的人。就此,我家养牛的历史宣传结束了,那曾经修了又修的牛圈空荡荡的,直到我离开老家。

现在回头去看老家生存的历史,这段历史的命运被牢牢的捆绑在一头牛的身上。那些艰难的年岁里,耕种是唯一的生存方式,而牛是耕种必不可少的要素,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牛背托起了我们一家七口人的生计,我们和老家所有人一样是牛背上的家庭。现在的我们,再去回想那段时光,恍若历史的时光,很难想像那些所谓的计划生育工作队牵牛赶马的“壮举”,也很难想像得到贫穷与饥饿对于一个家庭的威胁会有多大。就像那时的我们,根本无法相信爷爷口中的“文化大革命”的样子一样。而如今,这些今人很难想像的东西长久的退出了我的世界,淡在我的历史里,就像曾经左右了家庭生计的牛一样完全消失在我的世界里。每一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生命周期,当周期已过,时代便将谢幕,如人的生命归于尘土。牛在我的家庭里谢幕了,而我想今后的日子里它也将不会出现了,它会永远退出我的舞台。而家亦的变化亦如此。2008年的时候,爷爷离世。去年和今年,父母相继离开。两个姐姐和妹妹均已嫁为人妇,有了自己新的家庭。曾经的七口之家到如今只剩下我孤零零一人,那个七口的家庭随着岁月流转,随着时代变迁永远的走入消亡,沉入了历史的尘埃中。

往事一去不复返,家,早已分崩离析。

那些牛背上生存的日子触目惊心,却满载了家的记忆。所谓记忆,大抵都是因为回不去了才变得刻骨铭心。

在这个阴雨的中午,独自写下这些文字,昔日往事历历浮上心来,父亲和母亲的笑容犹在眼前。我只能就此停笔,有些回忆太过沉重,不敢想也不能想,尤其是在这有雨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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